明治维新

　　幕末危机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2]

　　黑船事件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改革派的建立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刺***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

　　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了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

　　武装倒幕的根据地又称为西南四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皇室亲缘关系者改称为“皇族”，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门客等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各等级间允许相互交往，但仍存在等级之分;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5]

　　教育方面，设立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武士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进行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事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建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明治天皇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清帝国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系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1644～1911)与沙皇俄国(1721～1917)，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积极影响：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历史局限性：

　　⒈虽然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地主所有制消极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农民生活贫困，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发展。

　　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⒊明治宪法颁布后，藩阀长期以天皇名义垄断政权，议会形同虚设，人民没有获得民主权利。

　　⒋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强制民众绝对服从天皇，为天皇尽忠卖命。

　　立宪的意义

　　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采用君主立宪制(二元制)的形式，但实际上依然实行专制主义，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政权。

　　促使中国的清王朝改变政治体制，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开始了“君主立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