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题型：阅读题难度：一般来源：不详
怎样才算一个现代人？依周作人的说法，在中国，“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怎么讲人的意义呢？不妨来看两篇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章。
一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这样归纳易卜生对“人”的要求：“他主张个人须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随后引出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宣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现代的“人”被解释为“个人”，对人的“发见”，也被具体化为个人对社会的新的关系的“发见”，胡适从头到尾，都是把他对“人”的看法，放在“个人如何面对社会”的论述框架中来展开的。
二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它先列出“人”的定义：“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二）从动物‘进化’。……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统一。”接着引申道：“而这灵肉一致，便是我们所谓的人类正当的生活所致。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这似乎是开辟出了一片与《易卜生主义》完全不同的视野，它呈现的是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是，周作人并没有顺着灵肉一致的思路往下讲，他话头一转：“这样的‘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造一种利己继而利他，利他便是利己的生活”，又折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视野了。由此往下，一路都是讲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最后以耶酥“爱邻如己”的训诫结束了对人道主义的阐发，文章开头拓出的那一片新的视野，随之缩小到几近于无。
在这里，关于胡适的“发达自己的天才性”，我没有意见，我只想指出一点，胡适们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强调，虽然切合时势的需要，可一旦成为“发见人”的主导方向、出现“我如何挣脱社会束缚”这一问题，并因此遮没了人们思考“人的意义”时候的大部分视野，那就会造成极大的限制。人的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譬如灵与肉的关系，人的各种社会需求——政治、经济、审美、爱情等——之间的关系，理智与情感的关系，人的身心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以及其它许多方面，都会被排除在对“人”的思考之外。当然，这些方面并不能完全自外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等同于这种关系，倘若你只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去把握人，那就很难避免狭隘和武断。
小题1:从文章来看，作者对“人的意义”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是（）
| A．关注现代人的独立意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 |
| B．关注人的灵与肉的统一，既注重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又强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
| C．不排斥个人与外在社会的关系，但更要关注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 |
| D．要关注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但更要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 |
| A．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 B．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关系。 |
| C．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
| D．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以及由这种灵肉统一而带来的正当生活。 |
| A．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胡适强调发展个人，周作人主张兼爱他人。 |
| B．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胡适的观点切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但也有极大的限制。 |
| C．周作人起初强调个人的进化而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而后来强调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与胡适的观点相契合。 |
| D．对胡、周二人的观点，作者更倾向与周作人起初所强调的“个人的进化而达到灵与肉的统一”的见解，只是周作人没能就此深入下去。 |
答案
小题1:C
小题2:A
小题3:C
解析
小题1:C（AB分别是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D前后主次颠倒了。）
小题2:A（A表现出与《易卜生主义》完全不同的新视野，B C表明周氏观点已经折入《易卜生主义》的视野了。D非“灵肉统一而带来的正当生活”，是“正当生活带来灵肉统一”。）
小题3:C（原文只是说“折入《易卜生主义》的视野”，并非说与胡适的观点契合。）
核心考点
试题【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怎样才算一个现代人？依周作人的说法，在中国，“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怎么讲人的意义呢？不】；主要考察你对文学类文本阅读等知识点的理解。[详细]
举一反三
水 仙
许多东西，不一定要比出个谁好谁歹孰优孰劣来，譬如是晴天好呢阴天好呢？是倔强好呢还是温柔性格好呢？是书法作品好呢还是绘画作品好呢？所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或者相及而不相属的事，不可同题而语的。晴久了便盼好雨，雨久了又望天睛。盼雨时雨忽地来了，淋湿了晾晒的衣服，冲走了晒场上的谷物，你又咒骂雨来的不是时候。性格倔强的人吃的有亏受的有益；性格温柔的人讨得便宜但也尝过许多哑巴黄连。写字的说书法高尚，作画的说作画美妙。大千世界，人各有爱，爱非单一。如果一定要一个人回答他最爱的是什么，他或许会有一番思考，如果不是信口开河的话。况且此时之非爱不一定将来就不爱，而今日之宠爱不一定永久爱之。人生观念之转变有时竟是一瞬间的事情呢。
植物中，我爱的就很多。麦苗青菜花黄，我爱；松竹梅菊四君子，我爱；纤纤飘柔的兰花，淡抹素装的海棠，雍容华贵的牡丹，我也爱。我数不出能恨得起来的植物。就是荆棘，也能变成篱笆，不说爱它起码也说不上恨它。水仙，算是够娇嫩的吧，看看那绿得滴翠的叶子，摸一摸仿佛就会沁出透明的玉液来；它也算是柔顺的吧，你只要约略掌握一些养它的要领，便可以把握它速发或迟发，刚好于春节期间回报你一束文文静静的花儿，使苍凉的寒日生出许多生气，平添了室内幽雅的韵味。
我爱花，但却不精心养花。朋友曾送给我两盆，一盆是山茶，说是好品种，春节可以开放，于初冬便结了蓓蕾，我以为它要早放，便不给它喝水，不久看看，蓓蕾一个个萎缩了干枯了。一盆是文竹，它纤细单薄的姿态好像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干，便总不住地浇水，不久就委黄，结果淹死了。我虽没像林黛玉那样去葬花，悼花，但面对干死淹死的花草不免一阵阵悲凉。于是，有机会能得到再好的花儿也不去领受，怕伤了花草又惹起自责和悲怜，只养些铁树仙人掌之类。可偏偏只有养水仙，才支撑着我养花的信心。别看水仙娇嫩，其实它特别坚强：它开放在初春，不畏寒季；它并不需要多么特殊的生活环境，一把碎石，半碟清水，便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地生长起来。
养水仙，也可以用土培植。但我年年养它，只有清水，因为它是洁物啊！今年，我在盛有清水的透明的玻璃缸中没放沙砾碎石，只把从黄河边带回的黄河石、三峡带回的三峡石、雨花台前带回的雨花石作基础，那水仙更透明长得也特好，春节间开的花也特葳蕤。水仙的花是六个瓣儿。飞雪是室外的花，而水仙是室内的花儿。也不艳，不似牡丹花之类，用大红大紫去招惹别人赏它。它只是淡淡的开着，待春天真的来了，便平平静静地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明年在这个时候又会这样地开放起来。
其实，社会上爱水仙的君子一定不在少数，否则，市面上出售水仙种苗的不会那么多。养水仙的同道们一定会发觉：一个事物只要去细心地发掘它的美，便一定会爱得起它来。由于自己的无知只看到某些事物薄弱和丑陋的一面就枪毙了许多美，那便是寡陋无情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是有一个昭若日月的精髓吗？这精髓便是博爱。既爱水仙爱松柏也爱荆棘，爱植物爱动物也爱自然，爱亲近的人爱性格相融的人也爱观点相悖的人。不迁就他们的弱点而欣赏他们的长处，就像不挑剔水仙的娇嫩纤细而发现它的坚强高洁一样。多一些爱，少一些争斗；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偏见，那世界不就是花的世界，社会不就是充满了爱的社会了吗？
下列对文章的分析和鉴赏，正确的项是（ ）
| A．作者特意点出用黄河石、三峡石、雨花石来养水仙养得特好是一种象征写法，目的是暗示作者热爱社国大好河山的情感。 | ||||||||||||
| B．作者用极富哲理性的语言，通过养水仙这一生活小事，抒发了作者渴望社会和谐友爱的愿望。 | ||||||||||||
| C．文章除水仙外，还提到了其他许多花草，其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突出水仙的坚强、幽雅、高洁的形象。 | ||||||||||||
| D．本文语言朴实无华，但作者正是在平淡的描绘与叙述中，阐明了抽象复杂的人生哲理，亲切形象地表达了对博爱的渴望和礼赞。 | ||||||||||||
|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收入差距拉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最近两年出现一种解释，说我国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太强调效率，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缘故；因为市场化改革太强调效率，以致平等受损。我对这种解释是很怀疑的。根据这种解释开出的“处方”，则是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额薪酬收入，对个人所得征收高额累进税，等等。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上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提出的。不过，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提法背后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可以互相代换的负相关关系，是存在问题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换的理论，一般认为是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这本书。所谓权衡(trade－off)，是指处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代换关系，即负相关关系。从那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肯讲的是在人们的机会是平等的情况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间的某种负相关的关系。如果我们讲的不是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而是机会不平等对效率的关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对于有些天生的能力差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会的救助。但是机会的不平等，却只有负面的影响；而机会不平等的消除却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而绝不是负相关的。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应当承认，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差别又有多种复杂原因，包括物价标准不一样等等。不过，有的学者根据公开资料算出，腐败因素在基尼系数里面的份额不小。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就提供的一个数据，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了0.49。0.07个百分点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另外有些部门垄断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他们的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不是一个机会平等下因为能力有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社会保障系统要很快地建立起来，起码世界银行所说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来，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小题1:文章有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恰当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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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龙图腾原型的猜想 自古以來，龙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图腾。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龙迹、龙形器越来越多，这些龙形古玉器都雕有猪头，由此，有学者认为家猪才是龙的原型。至于先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过程，才会把现时中食潲水为生的猪奉為神灵并加以崇拜，上述理论则无法解释。 內蒙古赤峰红山文化出土的众多龙形玉器，颈部明显像马，弓腰弯尾则像蓄势待发的修蛇。经中国考古专家鉴定，确定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時代的“玉龙”，距今接近6000年。安徽省凌家滩遗址（约5300年～5600年前）有件轰动一时、被多数专家认为确属龙形的玉器，同样具有马首长鬣的特征。 这些古老的龙形玉器上，只简单地体现着马首蛇身的特征。由此可见，马与蛇是龙图腾最原始的两种基态。 马龙之说，其实有很多史料辅证。东汉王充《论衡》早就说了：“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由是言之，马、蛇之类也。”成书于战国的《周礼》提及周人祭马祖之俗：“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馬。”战国时一尺等于23．1厘米，八尺合1．85米。蒙古草原繁衍的都是矮种马，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西域胡国的“天马”“龙马”了。唐朝时史家还将罕见的千里马称为“龙种”。北大教授林梅村曾撰文考证，吐火罗语里表示“神”的词就是印欧雅利安语里的“双马神”，就是汉语里的“龙”。 吐火罗民族就是夏民族。古代匈奴、南越等民族拜天地鬼神的祭俗叫“龙祠”“龙忌”“请龙”，《史记》说匈奴和南越都是夏族的后裔。到勾践为止，越国配祀大禹先王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 夏族与所有印欧部落一样是游牧民族，东征西伐的过程中最重视马匹，將威猛无俦的高头大马视为神灵，加以膜拜，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所谓的飞龙氏、潜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黃龙氏，还有《易经》的“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等的龙，以马来解释，再恰当不过了。 西方学者的研究得出结论，蛇与女神崇拜属于史前定居文化“黃金时期”的宗教信仰，印欧人的入侵摧残了他们的文化。世界各地印欧神话中都有与蛇搏斗的描绘，如阿卡德神话马尔都克杀死母神提亚玛特（形象为七首巨蛇），北欧神话雷神托尔和大蛇尤蒙冈多之战，《圣经》称撒旦为古蛇，印度神话也有那迦，人首蛇身，与大鵬鸟迦楼罗为敌。 （选自《中国青年》2008年第5期） 小题1:以下对有关“中国龙的原型”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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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官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小题1:一个人要想享有清高之名，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小题2:陶渊明与林和靖成了清高的典型，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小题3:真正清高的人想无名而终有名的原因是什么？ | ||||||||||||
|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 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小题1: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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